“非遗”保护 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浙

 

  田青,作家、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佛教协会顾问、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捡起金叶》、《佛教音乐的华化》等多部著作。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其实我们过去一直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是用“民族民间文化”这样一个词,在日本叫做“无形文化”。日本的一位先生叫做松浦晃一郎,他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长后,把“无形文化”这个概念带到联合国,联合国把它译为英文、法文,我们外交部的翻译再把洋文翻译过来就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应该说在2004、2005年的时候对我们很多民众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词,但是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突然被新闻媒体评为该年度的热门词。最近的五六年,我们国家通过各种手段,从立法到政府的强力推进,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一个社会的热点。

  关于文化自觉

  在我们“一心一意”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建设包括整个社会各方面建设的成绩,没有人能够否认。在迅速奔向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跑得太快了,丢了一些东西。当我们跑到很远的地方,能够喘口气的时候,回头一望,才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一些东西,丢掉了一些东西。

  进入21世纪之后,人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反思。一个就是重新反思、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个反思的结果就产生了环保的理念,产生了保护自然的理念,产生了经济建设和人类发展不能够破坏地球、破坏气候、破坏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念。另外一个重要的反思,就是反思现在和过去或者现代和历史的关系。这样的反思产生的理念就是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护人类的传统文化。

  文化自觉在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中甚至在整个近现代史上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用立法的方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而且在全世界首先提出来要保护“无形文化”。日本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全世界第一个产生了文化自觉。但是,日本可不是一直就这样做,他们走过更大的弯路,这个弯路是包括所有的亚洲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都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平衡现代化和保护自己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

  日本人的弯路比我们走得还大,是因为不管怎么样,在我们中国,“崇洋媚外”这四个字,哪怕在“五四”之后也都是贬义词,但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公开提出来的国策就叫“脱亚入欧”,就是说连亚洲人都不做了,他们要全盘西化。现在我们到日本看到的一些传统文化,其实是他们经过痛苦的反思,最后重新用保护“无形文化”这样的概念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复兴的成果。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社会西化,从建筑到服装。现在日本内阁上台亮相,还是明治维新那个时候规定的一套服装:黑领结、黑燕尾服、白衬衣、灰裤子、黑皮鞋。很多传统文化在当时被抛弃、被鄙视甚至用法律来禁止。比如日本大相扑比赛的时候,选手就是遮一块遮羞布,赤裸着身子进行比赛,但在明治维新之后,曾经专门有一条法律禁止相扑比赛,理由就是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西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待这种比赛,得出的结论说大相扑是“一个野蛮的裸体游戏”,于是用法律予以禁止。

  原生态唱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几年在CCTV电视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他们请我去做评委,结果我批判了现代音乐教育,说现在存在着“千人一声”的现象。五六十年代,我们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里面一放歌,人们一听就知道这是马玉涛、这是郭兰英、这是王昆。现在电视里放着歌,光听,我不知道是谁在唱,我必须得看。这几年,我看也看不出是谁唱的,连化妆都一样了,都贴着假睫毛、鼻子矮的垫起来、单眼皮改成双的。

  后来我陆续推出“羊倌”石占明、云南海菜腔的李怀秀、李怀福等民间歌手,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同时,也给我惹了不少麻烦。有些音乐学院的教授对我非常有意见,有一些青年学生也有意见。其实,他们也有道理。比如有的学生说,这些原生态的歌手,我也觉得他唱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不公平。我从十几岁就学唱歌,又上附中、又上音乐学院,学了十年得了学士、硕士学位,一比赛我得不了奖,而他一个放羊的得奖,我觉得不公平。我说,你说得有道理,但是从艺术的角度讲,他唱得确实好,他的声音是天生的,你学了十几年但唱得不如他好听。没办法,这就是艺术!它只看你艺术最终呈现的结果,而不看你学习的过程。就像我们到饭馆吃菜,我们只问你做的菜好不好吃,不问你择菜用了几个小时,不管你切菜时费了多少力气!

  大家都知道云南的李怀秀、李怀福两个人唱海菜腔,得了“原生态”组的金奖。但是在他们得金奖的前一届大奖赛上,他俩唱得非常好,我打的最高分,和另外一个打最低分的评委竟然差了7分之多,当时现场让我们俩解释为什么打这么离谱的分。当然,我有我的一贯的观点,但是打最低分的那位是某音乐学院的领导,他说:你们的确唱得不错,但毕竟没有受过专业教育,所以还要提高。他的意思很明白,怎么提高?就是到音乐学院来学习嘛!山西的“羊倌”歌手石占明也一样,刚一出名,立刻就有人想收他做学生,想教他“科学唱法”。他现在已经是二炮文工团副团级的正式演员了,老婆孩子都调到北京来了。他来之前我给他提了两个要求:第一,进了城别丢老婆;第二,谁让你上音乐学院你也别去。你去学了你就完了,你就不是你了。

  有人问我说,你把民间歌手推向大舞台,但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不放羊了,现在成了解放军的演员了,那还是原生态吗?似乎是说他只有一辈子放羊才是“原生态”。我当时讲,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要弄清楚,就是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的,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权利不让当地的老百姓,不让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愿望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我们可以通过宣传,比如讲座、展览、演出,用各种办法,让人们认识到一个苗族的刺绣服装应有的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够对一个16岁的爱美的苗族少女说:你只能穿苗族服装,不能穿牛仔裤!如果她就是想把妈妈留下的绣花的衣裳扔了,想换一条牛仔裤,怎么办呢?这是我后面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难和瓶颈。

  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破坏文化的多样性

  我所说的这一切,实际上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一个高潮的背景,这个背景,我认为首先就是大环境发生了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的一体化和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

  大家可以想想,现在在我们北京生活的20多岁的大学生和在伦敦、巴黎、首尔、东京的年轻人相比,他们有多少不同,有多少相同呢?可以说,他们除了母语不同—当然,所有的人都在学英文,而且英文必须要过关—以外,几乎都是相同的:他们都上互联网;都在同一个时间看同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在同一个时间看欧洲足球杯、看美国的NBA球赛;他们穿一样的阿迪达斯的运动服、耐克的球鞋;在工作以后有了钱都要买LV的包;他们连做的梦都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我们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一切都跟发达国家一样就是我们的目的吗?

  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和美国、欧洲不但一样了甚至比他们还现代化。很多我们大陆的刚刚富起来的游客们,到了巴黎看一圈回来说,巴黎还不如我们呢。但是这种单向度的发展造成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缺失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今天,我们的城市已经一模一样了,有时候我在国内出差,第二天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往外一看,“不知今处何处”,全是一样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我们小的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中国的每一个地名、每一个城市的名字,想起来的时候都是一幅不同的画。杭州、济南、哈尔滨、沈阳……每个城市都有一幅画,现在这些城市几乎完全一样了。所以我就想,这一方面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精神的记忆,我们幼年的带着亲切感的、温暖的记忆丢失了。“改天换地”做到了,但“魂儿”没了!国家图书馆曾经搞了一个项目,非常好,就叫“中国记忆”,为什么要挽救人们的记忆?没有记忆很可怕,一个人没有记忆就跟植物人一样。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就像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一样,如果一个民族失去记忆就是“丢了魂儿”。更何况我们中华民族的记忆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多么的灿烂辉煌!

  我们的文化自觉是渐悟的

  我们没有像日本人那样经历一个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当然,日本人的文化自觉是被打出来的文化自觉。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们用西洋的美声唱法来唱“歌舞伎”,用西方的舞美方法在舞台上用三合板搭房子,企图用西方的审美原则来改造“歌舞伎”。“二战”后,美军的占领、日本战败的耻辱,对日本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对它的文化自觉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在此之前,日本人争论的是全盘西化,还是要保留他们的民族文化?“二战”以后,日本人统一了思想,大相扑就应该赤裸着比赛,穿上衣服就不是大相扑了。“歌舞伎”就得这么唱,和服就得这么穿,生鱼片就得这么吃,榻榻米就得这么铺。只有榻榻米、生鱼片、和服、“歌舞伎”、大相扑这些东西在,日本这个民族才存在。哪怕麦克阿瑟说话比天皇还厉害,哪怕日本的经济、国防所有命脉都控制在美国人手里,但是只要有日本的文化在,日本就在。这是日本的文化自觉,比我们彻底。我们的好处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取得巨大成绩之后自己进行了反思,我们反思的结果是:我们现代化的结果应该是成为现代的中国人而不应该是变成美国人,我们是自觉自愿的反思,但是没有日本人反思的力度。所以我写文章,用禅宗的语言讲,日本人叫“顿悟”,我们叫“渐悟”,而“渐悟”,就要长期修行。

  渐悟有渐悟的好处。我们起步比日本和欧洲都晚,但是速度快。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中国的昆曲名列榜首,《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的右下角用豆腐块大的地方进行了报道。当天日本的“能”也同时入选,日本的所有报纸都进行大篇幅的报道,为他们的文化被全世界承认,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举国欢腾。当时,我们中国人不是冷静而是冷淡地看待这件事情。

  这种情况直到2005年才迅速改观,由冷变热。联合国的“非遗”评选每两年评一次、每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只能有一个项目入选。我国2001年是昆曲入选,2003年是古琴入选,到了2005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非遗”保护的热潮已经开始兴起了,所以当时我们也跟联合国有关机构讲,两年评一次、一次评一个项目,我们中国五千年历史、56个民族,评两千年都评不完,你们是用公平的口号掩盖了最大的不公平。你让一个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56个民族、13亿人的国家和一个太平洋几十万人口的岛国、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国家放在一起进行这样的参评,这公平吗?当时也没有办法,但是联合国有一条规定,说两个国家同时申报可以不占名额,于是,2005年第三批的时候我们申报了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艺术,同时和蒙古国联合申报了蒙古族长调。到了第四批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政府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结果是22个项目入选,使我们以26个项目成为世界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现在是世界上在“非遗”保护方面行动能力最强的政府。

  但另一方面,政府参与也带来一些问题,包括现在各个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申遗,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提高当地知名度、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等等,这和我们非遗保护的初衷有所偏离。有些地方为了申遗,甚至进行造假活动。而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出名之后,全面“旅游化”,改变了“非遗”的属性,对“非遗”造成了所谓“保护性破坏”,比如傣族的泼水节,每年只有一天是泼水节,但是现在你随时去了都过泼水节,天天泼水节,这就和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相去太远了。再比如说“颠轿”,到一个旅游景点,穿上那身衣服要花10块钱、坐在轿里花20块钱,说我们当地结婚都要这样,其实哪里结婚是这样的?